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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80年代以后的“超级全球化”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政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使得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加大，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2、“有限全球化”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经济、中国跟欧洲的经济不会脱钩，但是互相依存度会减低。特朗普想要让企业都搬回国，但是资本有资本自己的逻辑，而且中国4亿中产的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都不乐意放弃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在坚持继续深化开放，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开放”，并且很多方面是单边开放。

3、中国并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改革者，一个补充者。中国除了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情况下，也要对国际规则进行补充。西方现在说中国不守规则，实际上西方本身在改变这些规则，然而互相叫骂、互相妖魔化不能解决问题。无论在规则问题上、在标准问题上，中国还要做很多一个大国应当做的功课。

4、中国完全可以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大大方方地欢迎西方的资本、人都到我们中国来，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大国的崛起。这里当然有（防疫）风险，但是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和经验来管控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开放、有效管理，这才是我们所应当持有的科学方法。

5、在一些人的“世界观”里面，世界因素越来越少。实际上，当我们把中国放到世界地图上，把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较来看，我们会更有信心。我们没有必要人家骂我们的时候，就马上骂回去。互相骂是骂不出软力量来的。还是要意识到，我们尽管有大国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没有大国国民的心态。如果没有大国国民的心态，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要确立软力量，会做得更加辛苦。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在印度大爆发，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国与国之间、政府之间、医疗之间的合作协助。但是整个世界格局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每个国家都以本国的利益优先。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在方方面面打压中国。另一方面也看到中欧投资协定被搁置，中澳之间也是无限期暂停经济战略对话。在这样的局势下，后疫情时代国际的秩序是否需要重塑呢？我看到了郑永年先生的新书问世，书名叫《有限全球化 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在国际新秩序的格局底下，中国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跟世界如何相处，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地发展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时间陈笺就请到了知名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来分析一下。

从“超级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郑教授您好！中美高层对话交锋激烈，中欧相互制裁。当我们都在思考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可否持续？世界格局到底将如何重塑时，您的新着刚好问世。书名就叫《有限全球化 世界新秩序的诞生》。我想请教下，“有限全球化” 和“超级全球化”是两种怎样不同的概念？各有什么不同的背景和特点呢？

郑永年：我们所讨论全球化的时候，一般指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那一波全球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称之为“超级全球化”（ 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是80年代开始，从英国的撒切尔革命，美国的里根革命开始。因为这两个政府的推动，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主导西方经济的发展。这波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各方面，所有这些因素较80年以前，它们的流动自由度一下子大了起来，又加上英美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有效推动了全球化。这波全球化确实造成大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波全球化出现了问题。从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开始的，全球化出现逆转的趋势。那么，下一步全球化还会不会继续？如果继续，是什么样的全球化？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我们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全球化的影响。特朗普一开始打中美贸易战，中美两国的很多企业都受到影响，加上新冠疫情，人员流动也受到影响。拜登上台以后，在贸易方面并没有比特朗普更放松，有些方面还在继续特朗普的政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积极的现象能指向拜登会放松，使得两国国家的经贸程度恢复到以前那样。那么以后会怎么样？我们必须做一个判断。

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完全想象出来一个新的全球化。社会科学里面我们不能做实验，我们只能看历史，从看到的经验去理解。这波超级全球化之前还有两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就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造成西方世界从1875年到1914年间的全球化，差不多也是30年时间。很大程度上说，那个时候也经历了罗德里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

当时全球化主要在欧洲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贸易程度不比中美贸易战之前的中美两国的程度小。国家之间贸易频繁，经济互相依赖。当然，欧洲国家还通过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跟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经贸关系，尤其是中国。英国人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跟中国的交往。

你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关系会不会演变成1914年这样一个情形？也就是经济互相依赖为什么没有阻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欧洲国家是同一个文明，同样的意识形态，差不多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同一个上帝，但他们之间都发生了战争，那更不用说中美之间了。一战开始以后，欧洲国家驱动的全球化就停止了。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全球化又开始了。

如果1875年到1914年是第一波“超级全球化”的话，那么从1945年到1980年代，又发生了另外一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我把它称之为“有限全球化”。这波全球化跟以前的1875年到1914年之间的全球化不一样。第一，1945年到1980年代的全球化，有一个美苏冷战的大背景。第二，西方各个国家是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今天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抛弃了，甚至被后者批判和攻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1945年到1980年代之间那波有限全球化的对世界的贡献。因为西方各个国家参照凯恩斯主义，政府作用跟市场作用同时发生，并且这波全球化强化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是国家还有经济主权的全球化。所以我们去看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社会的扩张都是在这段时间发生，包括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那段时间中产阶级至少有60~70%以上。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刚才说，1980年代就开始了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了“超级全球化”。这阶段的“超级全球化”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80年代以后的这波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越来越没有经济主权，政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就像1914年以前那波全球化一样，这波全球化导致了资本、技术、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同时各国内部都出现了问题，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从前美国人很自豪地称自己为“中产社会”，但现在变成了“富豪社会”,绝少数人垄断了财富的绝大部分，那么大部分人（包括白人），变得“贫困化”。美国从80年代开始，中产阶层从70%一路下降，降到50%左右。后来奥巴马的民主党批评特朗普，认为他搞民粹主义，但是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民主党和奥巴马本身也要负责任。奥巴马当美国总统8年，在他当政的时候，美国的中产阶层每年以一个多的百分点下降。这样一种趋势，哪一个社会都受不了的。所以，美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加大，财富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大，这就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国际社会层面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1980年以来，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很多国家还是处于贫困状态。在过去的40年间，这个世界的减贫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贡献的。中国在过去40年间，赶上了这一波全球化，中国八亿人口脱贫。所以，世界在减贫方面是中国贡献最大。印度也贡献了一点，印度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加入这波全球化。中国很早因为邓小平的正确决策加入全球化，中国抓住了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机遇”，但印度没有抓住。但是，中国实际上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加大。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中国以后是要解决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现在就产生了反全球化的运动。那么，会不会全球化今后就没有了呢？我觉得全球化还会继续。我一直认为，只要美国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还是会流动的，只是资本可能不会像80年代以后那样的自由流动，人员不会像80年代以后那么自由流动，但是世界性贸易投资还是会进行。

前一波超级全球化，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另一方面使得每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大大加大。所以很多国家，美国、欧洲，包括我们中国本身，都需要来解决内部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看拜登在做的是“美国优先”，我们中国在做的也会是“中国优先”。

中国与欧美印度抗疫成效的落差，

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原因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这波超级全球化产生不少弊端，导致财富分配不均，使得一些国家政府经济主权也被削弱。我们看到疫情中欧美、印度和中国的抗疫成效就出现了很大落差，是不是又要回到“有限全球化”呢？

郑永年：中国跟欧美国家在治理新冠疫情方面的不同表现，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不同表现，这些不同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国际经济上的原因。美国和欧洲，早期新冠治理不好，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前一波超级全球化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把所有的低端产业，把附加值不高的产业都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大家去看一下，例如医疗物资的产供应链，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拜登政府现在继续把美国医疗物资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国内去。那么以前的超级全球化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根据美方的统计，当然美方的统计有一些夸张，但是我看了一下也差不多，美国85%的医疗物资依靠中国供应，美国97%的抗生素在中国生产。这样一个状况是不合理的。

中国人老是讲我们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有多大。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很多生产，尤其是像医疗物资放到另外一个国家生产，那么在世界市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或者像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国际市场被打乱的情况下，就会给一些国家的老百姓的生命带来危机。

所以当特朗普当时吹嘘说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是医疗系统最好的国家而人们无需担心的时候，美国的老百姓就感觉不到安全，因为老百姓感觉到安全的就是需要口罩、防护服、洗手液、呼吸机。现在这些都是美国不能供应的，这些医疗物资的缺失也是美国治理新冠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一些人说光强调制度上的原因是不够的。制度上的原因也是有的，比方说我们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戴口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美国老百姓强调自由，强调有不戴口罩的权利。所以是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国的治理危机。今天印度正在发生的危机也是跟它的医疗物资供应不足有关系，（他们）氧气都不够。

中国抗疫的成功，不仅仅有制度因素，还有经济制度的因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现在拥有全产业链，所有的工业都有，所有的产品都能生产，面临的只是质量高低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综合来考虑。这表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出现问题了，国内的政治秩序（包括西方人崇尚自由，不守纪律）也出现了问题。

只有在国内秩序重建好了以后，我们才再去重建国际秩序。任何国家如果国内秩序都还没有建设好，大家就把眼光放到国际层面，希望建设国际秩序，那是一个乌托邦，那是一个梦想。所以这次新冠疫情对欧美国家、对中国、对印度都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如果要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话，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内秩序，这个秩序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秩序。

中美减少依存度不一定是坏事

有限全球化下中国要更加开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在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家暴露了产业链外移造成的后果。其实我们看到在超级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还是很受益的，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您也说到美国在疫情中有管制问题，还有医疗物资不能自给自足的问题。如果欧美将这些产业链都搬回他们自己国家，回到有限全球化，作为 “世界工厂” 的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经济、中国跟欧洲的经济不会脱钩，但是互相依存度会减低。互相依存度减低也是有好处的，不是说光有负面的效应，也有积极的效应。

为什么说“有限全球化”还会进行？美国现在想把医疗物资和跟它国家安全有关系的回归美国生产，或者一些高端技术不向中国出口，既禁止中国的高端技术去美国，也禁止自己的高端技术来中国。尽管这样，但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不会中断。美国、日本、德国的汽车工业，在中国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供应链、产业链，它们不可能把整个供应链产业链都搬出去、搬回家。

实际上，特朗普那个时候一直说要用大量财政的钱，促使美国的企业搬回去，但不成功。日本安倍政府的时候也想这么做，也不成功。资本还有资本自己的逻辑，不是白宫的行政逻辑或者东京的行政逻辑就能阻挡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现在是4亿中产，相当于美国总体人口，这个4亿中产的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都不乐意放弃的。我们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市场也很大，但是欧盟是2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我们是整整一个国家的市场，并且我们的经济还是在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西方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坚持继续深化开放，我把它称之为“第三次开放”，并且很多方面是单边的开放，也就是说，即使美国西方在一些领域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是向其他国家开放的。所以当美国政府要把中国企业从美国赶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善待、甚至优待美国和西方的企业。

所以，中国跟西方的经济体不会完全脱钩，但是贸易会互相依存度会减低一点。那么这对中国企业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教训。在80年代以后的超级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很多企业就简单地认为国际市场会永远存在。

需要强调一下，在“有限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开放政策变得更为重要。美国西方如果要跟中国搞脱钩，我们就必须实行单边开放。因为美国西方很多技术还是比中国先进，我们没有必要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我们搞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一定要在开放状态下来创新，这才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

中国并非国际秩序的革命者，

而是改革者补充者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才郑教授讲得非常关键一点就是，在“有限全球化”中，中国要更加开放，在开放中创新，甚至实行单边开放。那么新的世界秩序如果要重塑的话，肯定还是要有新的标准，新的领导者和合作者，您觉得中国想不想或能不能成为新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呢？

郑永年：我是觉得这里也分成几个层次，有些领域中国还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拥护者。从特朗普开始，美国从二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秩序中“退群”。现在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又回归国际秩序。尽管这个国际秩序还是需要变革，但我们并不需要一场“革命”，把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推翻。因为全球化还是会发生，包括以联合国、WTO这些国际组织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对此进行改革。在这方面，中国会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另一方面，在建立某些国际秩序上，中国可以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和引领的角色。实际上，这些年中国也做了不少，像我们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等，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做国际秩序的补充。所以，中国并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改革者，一个补充者。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那中国的和平崛起，怎样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甚至是民众的认同，而不被扭曲和误解呢?

郑永年：这里就有一个规则的问题。这些年中国在国际社会经常遭人批评，主要是美国西方国家说中国不守规则，比如说海上航行自由安全，WTO规则等。这些规则都是西方在近代以来，因为当时他们是强权，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对西方建立的规则，我们自邓小平以来也是采取“接轨”的政策。中国实际上是在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前一波“超级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

西方现在说中国不守规则，实际上西方本身在改变这些规则。比如说美国认为WTO规则现在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本身，所以美国它自己不遵守WTO规则了，这在特朗普当局时表现得特别清楚。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除了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要不要对国际规则进行补充？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的。像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对现行规则的补充，因为无论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都不关切基础设施。中国现在在做，造成了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担心。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国家崛起以后，一个老牌国家都会对这个新兴国家产生担忧。

这种担忧中国也不用怕，中国就踏踏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踏踏实实地走出去，慢慢地会被西方所接受。包括历史上很多大国的崛起，不是说其他国家都能接受的。就像二战以后，美国的崛起，包括西方国家本身也是有担忧的；美国的霸道地位，中国本身也是有担忧的。所以，为什么说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对话沟通那么重要呢？就是为了减少对方的忧虑，要通过政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把恐惧放大导致不理性的行为。

我觉得我们特别要在自己崛起过程中，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的问题并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说“你骂我、我把你骂回去”、互相叫骂、互相妖魔化就能解决的。无论在规则问题上、在标准问题上，我们还要做很多一个大国应当做的功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新冠在印度大爆发，全球疫情还没有结束。在抗疫的过程当中，需要每个国家的间的合作，包括政府方面、医疗方面。您作为政治学家，您觉得政府应该怎样处理政治和科学，或者是本国利益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呢？

郑永年：政治跟科学的关系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要解决问题，既需要政治，更需要科学。政治不可避免，但科学更重要。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美国拜登政府做姿态了，说把美国的新冠疫苗放弃知识产权，但这好像只是一个政治立场。

我们要对政治立场进行科学分析，是美国放弃知识产权有利于疫苗的生产供应？还是美国维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有利于疫苗的生产与供应？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出来的。德国的默克尔就反对美国这种做法。我觉得默克尔讲的是科学，而拜登匆匆忙忙地宣布不是科学，是政治。

印度现在需要大量的氧气，需要大量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在民间层面，印度也在大量进口中国的氧气，大量进口中国的医疗物资。但是为了政治，在印度政府这个层面，它似乎不需要中国的帮助。

政治多了就会害了自己的人民，害了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现在做得非常好。从邓小平开始，我们每一届的领导人都能在政治跟科学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现在西方民主国家过度讲政治，这也就是他们这次新冠治理失败，至少是不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以“大国风范”大胆开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们看到“闭关锁国”能成功抗疫，但不流通经济必定会受到打击。这个世界都有点疯狂，美国的制裁，中欧投资协议的搁置，中澳战略经济对话的无限期暂停等等。中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才能使得本国经济尽快复苏，得到持续发展呢？

郑永年：去年中国表现非常好，是所有大国里面唯一一个取得正增长的国家。今天，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对疫情的态度和认识还是跟以前特朗普时期不一样了，大部分人都是接受打疫苗。打了疫苗以后，总体来说还是会比去年要稳定一些。

从经济层面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但现在如何处理政治的问题？最近七国外长，七大工业国开会就发表一个声明，对中国并不利，好像整个西方团结起来针对中国似的。你刚才也说了，中欧投资协议定欧盟也是推迟表决。

我觉得我们政府这几年提出“双循环”。“双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就是我们自己通过内循环把国内经济搞活，主要是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点我们这几年也开始在做，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我们主要是通过精准扶贫解决了1亿多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有8亿多人口脱贫，即使只是解决了一个绝对贫困的问题。

十四五强调要把中产做强做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消费社会就是中产社会，中产社会就是消费社会。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内部消费驱动的经济体，就必须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问题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如何把中产做大？我们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下一步就是如何走共同富裕。实际上，共同富裕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欧洲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也是因为贫富分化、财富分化太严重的问题，社会太分化了。

中国现在走完了邓小平先生所说的第一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下一步要共同富裕。这一步现在已经开始了。上一次我去浙江去考察，因为十四五中央把浙江做成 “共同富裕的试验先行区” 。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但是共同富裕，要强调一下，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光搞分配。共同富裕就是我们在继续把蛋糕做大的情况下把蛋糕分好。

西方前面40年期间蛋糕也是越做越大，但是因为蛋糕没有分好，就出现了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前面40年通过扶贫使得8亿多人口脱贫。我们下一个40年怎么走呢？我是觉得要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如果实现国内比较公平的增长，那么中国会更强大。中国现在4亿中产，如果我们到2035，中国的中产达到6亿甚至7亿，那我们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强大的一个经济体。那个时候并不再是中国依赖西方，而是西方依赖中国更多一些。那个时候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改革开放。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尽管在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打压下，中国还是体现了大国担当，疫情中还向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物资，为其他国家提出援助。但是目前全球环境感觉还是对中国不利，您看疫苗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欧盟已经认同说美国人注射两针疫苗后，他们就可以向美国开放，美国也是一样。世卫组织刚刚批准了国药的紧急使用，但中国疫苗还未享有疫苗护照的待遇。您提出的中国要实现第三次开放，我也非常认同。但是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实现？

郑永年：我觉得，有关方面还是可以以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实际上，我们在治理新冠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并不是说现在一个外来输入的病例都没有了，而是每天都有，最近从印度来的也有。但是因为我们这套（管控）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所以无论从哪一个国家输入的案例都没有爆发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更科学的，哪怕是美国西方不承认我们的疫苗或者护照疫苗，我们也可以考虑承认美国西方的疫苗或者疫苗护照。这就是单边开放，这会使中国更强大。我并不认为美国的行政当局、欧洲国家的行政当局、日本的行政当局能阻止得了它们的资本、能阻止到它们的国民到中国来。

我们完全可以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大大方方地欢迎西方的资本、人都跑到我们中国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大国的崛起。这里当然有风险，但是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和经验来管控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大胆开放、有效管理，这才是我们所应当持有的科学方法。

一些人实际上是信心不足。中国现在是个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心态。在一些人的“世界观”里面，世界因素越来越少。实际上，当我们把中国放到世界地图上，把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较来看，我们会更有信心。我们没有必要人家骂我们的时候，就马上骂回去。互相骂是骂不出软力量来的。我们还是要意识到，我们尽管有大国的能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大国国民的心态。如果没有大国国民的心态，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要确立我们的软力量，会做得更加辛苦。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对呀，中美之间其实就是一个软实力较量，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胸怀。我相信香港的民众也非常期待，在两针疫苗打完之后，能够跟内地实现双向通关，融入国家的发展。

郑永年：我想应当的。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非常感谢郑教授给我们分析了在后疫情时代，在有限全球化下，中国要实现第三次开放。我们应该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扮演好参与者、建设者、拥护者的角色，而不是革命者，或者说是一个改革者、一个补充者。过去40年，中国已经有了4亿中产阶级，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下一个40年，我们要走向共同富有的道路，到那时自然世界也会更加依赖中国。谢谢您郑教授。